有网友给我发私信，说有的地方借新一轮空间规划的东风，以提高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效率的名义，通过拆村腾出建设用地指标，满足镇区扩张需求。规划师明知这种做法有待商榷，但面对项目合同的压力，左右为难，进则有违职业初衷，退则饭碗不保，于是自嘲“规划再次沦为傀儡与工具”。
其实，类似的声音这些年始终没有绝迹过。简单地批评地方政府不是负责任的做法，撤村并点曾经是发达地区城镇化过程中常用的政策手段之一，通过这一方法提高公共服务设施，尤其是义务教育设施的使用效率，提高乡村地区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同时腾退部分废弃或低效乡村建设用地，提高土地使用效率。
批评之声主要集中在：提高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效率通常并非撤村并点的初衷，农民脚下的宅基地及背后的建设用地指标才是真正的目的所在；农民故土难离的情结未被尊重，简单粗暴地一刀切让乡亲寒心；过度集中居住造成就学就医和耕作距离增加，带来生活成本上升；新居民点楼房设计无法满足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习惯之需，人上了楼，生计反成了问题；等等。
我国农村的确存在建设用地使用效率不高的情况。有专家做过专门统计，2006年至2015年，全国有近2亿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但农村建设用地不降反升，增加了2.55万平方公里，农村人均建设用地高达325平方米。虽说城乡之间在密度上存在差异是客观规律，城镇化带来农村人口下降也是客观趋势，但这都无法完全解释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效率低下的原因。传统意识强烈、管理水平不高，是普遍存在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有三方面值得重视，一是农村宅基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使得不少进城农民不愿放弃农村宅基地；二是农村行政和生活设施用地增长快、占比高；三是市场对集体建设用地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没有发挥出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以此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推动节约集约用地。但现实中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发育十分缓慢，真正符合政策能够合法流转的经营性建设用地十分稀少，占农村建设用地主体的农民宅基地、公益性建设用地被排除在入市范围之外，加上法律法规的某些不合理规定，都是阻碍改革进程的因素。
在市场短期无法解决效率低下问题的情况下，在建设用地继续实行指标化管理的客观环境下，乡镇几乎无法获得所需的建设用地指标，为了满足其建设需求，撤村并点自然成了重要的选项，提高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效率于是成了名正言顺的理由。这在城镇化速度较快，尤其是大中城市周边的农村，变得更为普遍。
问题在于这种措施是否充分尊重了农民的意愿，能否保障农民在集体土地上的所有权益，是否确保了农民成为这种腾挪的最主要受益者？假如这些前提无法满足，就难怪有人质疑撤村并点的真实意图了。
至于说眼下如火如荼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应该综合评价不同区位、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规模的村庄，采取因村施策的工作方法，尤其不能简单地图画江山。让市场化发挥更大作用是既定方针，但政府托底和社会保障应该防止市场不公平和出现新的贫困；城乡统筹、融合发展是大势所趋，关键是发挥城乡各自的优势，为了城市发展牺牲乡村利益的做法不可取；腾退闲置集体建设用地，是空间规划切入的重要由头，但村庄在历史、文化、人文等方面的渊源不应被忽视；撤村并点曾经很流行，但中央明确要求，农村居民点迁建和村庄撤并，必须尊重农民意愿并经村民会议同意，不得强制农民搬迁和集中上楼。从这个角度说，实用性村庄规划这篇论文尚未完全破题。
文章作者：《城市规划》杂志执行主编，石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