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的认识中，我国除了有过经济波动是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的，带着疑问读了温教授的《八次危机》。读过之后，甚为震撼，中国经济的发展充满坎坷与荆棘，乡村为共和国的崛起背负太多，乡村不应该被忘记。回顾历年危机的发生与应对，乡村对于危机的减缓和化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疫情全球蔓延的当下，新一轮的危机正在发生，后疫情时代的乡村振兴该如何应对值得深思。
温铁军
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导，兼任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建学院执行院长。
八次危机及其应对分析
自建国以来的六十年间，已经发生了8次经济危机。其中改革前后各有3次属于“债务转化赤字型”，纳入全球化后有两次输入性危机。这些危机与我国工业化的一般进程有关，更与我国“三农”发展紧密关联。按照温教授所说，凡是能直接向农村转嫁危机代价的，则集中于城市的产业资本就可以实现“软着陆”，原有体制也就得以维持；凡是不能向农村直接转嫁代价的危机就不得不在城市“硬着陆 ”，进而导致政府财税、金融乃至整个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
1、工业化初期的三次危机
危机一：1958—1960年 苏联援华投资中断
发生原因：1957年，苏联以“五年计划”方式提供的援华投资突然中断，中央大规模向地方政府放权，以地方资本和劳动力大规模投入替代外国资本，地方大办“五小工业”。
结果：大量农业劳动力离开农业生产直接或间接投入大炼钢铁的工业化劳动，农村多元生产遭到巨大破坏。国家财政赤字急速上升，城市经济陷入萧条，城市失业率陡然激增。
解决：
（1）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动员上千万城市人口到农村生产自救，国家产业资本通过“排斥劳动”弱化城市失业的巨大压力。
（2）调整农村集体化政策：允许小农村社制经济和农村户营经济从集体化经济中部分退出，农民从集体所有的土地中获得了“自留地”、“拾边地”、“庭院地”等土地的自由种植，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农产品供给连年增长，农业税收大幅上升 。
危机二：1968—1970年 “三线建设”的国家战略调整
发生原因：20 世纪60 年代，为应对美苏两国霸权国家对中国的全面封锁和周边地缘环境高度紧张的压力，中国主张克服困难，集中最好的科技力量上核武器并开展以国防为目的的“三线建设”。全国基本建设资金的一半用于经济效益很低的三线战略后方建设。同时，1966 年彻底偿还苏东投资形成较大外债压力。
结果：造成内生性财政赤字危机，经济增长乏力，城市就业压力激增。
解决：开始“第三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沿海城市工业经济维持简单再生产。
危机三：1974-1976年 大规模引进西方资本和技术
发生原因：1972年实施“四三方案”，由国家财政支付大规模引进的43 亿美元的西方技术设备来调整中国“缺重少轻”、“军重偏斜”的工业结构。
结果：财政赤字连续突破100 亿，国家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能力严重不足，经济增长乏力，城市就业问题严峻。
解决：再次动员城市数百万过剩劳动力到农村去，由农村集体所有制条件下的“大锅饭”来承担他们的基本生存保障。
小结：
20年内中国农村先后三次接受并容纳了约4000 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国的“三农”以其外部性风险“内部化”化解的特性默默承载了我国工业化初期3次经济危机造成的巨大代价。
但同时知识青年下乡也带动了农村地区的教育普及，推动了乡镇企业的建立和发展（乡镇企业成立多是知青推动，初期业务骨干也大多是知青担任），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面貌。
2、改革开放以来三次内源性经济危机
危机四：1979—1980年 工业化建设的“过度投资”
发生原因：进一步扩大投资强化工业化建设，实施引进82亿美元设备技术的“八二方案”，过度投资累积造成巨大财政赤字；1978 年以后处于政权交接期的政府采取休养生息政策，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的福利和补贴支出增长过快，形成巨大财政压力。
结果：财政赤字危机，经济增长乏力；大量知青返城，加上原有待业的劳动力和新成长的劳动力，城市就业压力猛增；大规模无业或失业人口滞留城市，城市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社会犯罪率直逼1950 年刚建国时的水平。
解决：
（1）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政府“退出”亏损严重的集体化农业，大幅减少支农投入，推行以包产到户“大包干”为主的家庭承包制，逐步解除对农村地区产品和要素价格以及流通的控制，扩大市场调节范围，促进了农业生产大幅增长。
（2）农村资源自我资本化发展：允许农民雇工或自雇从事工商业，增加农民非农就业和提高非农收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功拉动中国内需型经济增长。乡村经济也得以借助自主工业化和城镇化实现综合发展。
（3）企业改制：借鉴农村承包制提出的厂长承包制和奖励制度改革。
（4）实行对外开放：突破对外借款和合资经营两个利用外资的传统禁区，建立经济特区，兴办起经济技术开发区，充分利用外资和国外市场。
（5）政府财政分级：实行财政大包干、拨改贷、利改税。
危机五：1988—1990年 滞涨与激进改革
发生原因：短缺经济情况下，乡村工业化和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消费和投资需求两旺，促使货币发行量过多，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胀后政府采取紧缩政策，造成了企业发生“连锁负债”。政府推行的价格双轨制改革和采取的一系列市场化价格改革措施使大量隐含的制度成本被引爆（部门与官倒公司结合产生的设租、寻租成本，商品短缺条件下获取投机暴利的市场化成本）。
结果：伴随过高的通货膨胀造成“连锁负债”，导致生产停滞，经济萧条。政治和社会动荡，政权合法性造成削弱。
解决：
（1）乡镇企业外向型发展：提出“沿海经济发展战略”，要求乡镇企业“两头在外”，让出国内的原材料和产品市场，鼓励发展外向型经济，国民经济由内需拉动增长转向外向型经济。
（2）取消粮票，放松劳动力流动限制：允许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弥补了因乡镇企业停产倒闭而带来的收入降低的问题。
（3）缩减公共支出：缩减对地方政府和党政组织、教育和医疗等公共品的维持费用，减少乡村公共投入。
危机六：1993—1994年 三大赤字爆发和外向型改革
发生原因：中央政府加快货币化和放开资本市场进程，同步股票、期货和房地产三大投机市场，地方政府急速扩大投资规模，出现“四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股票热）“四高”（高投资膨胀、高工业增长、高货币发行和信贷投放、高物价上涨）“四紧”（交通运输紧张、能源紧张、重要原材料紧张、资金紧张）“一乱”（经济秩序特别是金融秩序混乱）的地方经济乱象。
结果：财政、金融和外汇三大赤字同步增加，通货膨胀全面爆发，国民经济增长乏力。国企职工大规模下岗，农民土地大规模被征占，百姓被迫承受发展成本，社会群体性事件大幅度增加。
解决：
（1）外汇改革：汇率调整“一步并轨”，本币名义汇率一次性贬值57%，以促进出口，缓解国际收支恶化的困局。
（2）信用扩张：大规模增发国债和货币以应对高涨的投资需求以及弥补因多年财政赤字透支的银行资本。
（3）分税制改革：调整中央和地方财政比重，将中央财政上调至百分之五十以上，以缓解中央政府财政困境。
（4）国有企业改革：推行以“管理层收购”为主的国有企业改革，5年减少国有部门和城镇集体单位在岗人员4800万。
小结：
由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和农产品的市场化调整，使得无法再借由农村集体化的组织承接城市劳动力的转移，也无法更多地通过农产品价格控制提取三农剩余。因此，除了第四次危机因推行农村改革有力地促进了城市经济复苏外，第五次和第六次危机都不得不在城里“硬着陆”，且对“三农”造成较大负面影响。
在地方财政压力下“以地生财”成为满足地方政府刚性需求的普遍做法，土地圈占现象严重，耕地大量减少。从“财政分级承包”到“分税制”，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控制加大，地方可支配财力迅速下降，“财力上收，支出下移”，处于行政链条最低端的县乡基层政府陷入财政困境。土地开发的高速扩张以及城市经济的发展与高涨，大幅度带动农民离土离乡进城务工。至此，土地、资金、劳动力三大要素大幅流出农村，农村衰败趋势加快显现。
3、全球化背景下的两次“输入型”危机
危机七：1997—1998年 东亚金融危机
发生原因：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导致爆发，中国出口大幅下降，使得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遭受重大影响。
结果：出口下降，通货紧缩，经济陷入萧条。
解决：
（1）金融系统改革：将财政与金融分离，进行银行商业化改革，剥离不良资产，加强金融安全建设。
（2）积极的财政政策：大规模增发国债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以扩大内需，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和农村成为增加投资的主要领域。
（3）同步推进住房教育医疗等诸多领域的产业化改革，扩大高校招生，以货币深化来带动国内公共物品消费的市场化增长。
（4）出口退税：连续三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加强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刺激外贸。
危机八：2008—2009年 美国次贷危机
发生原因：使长期依赖国外市场的出口经济遭受重挫；因国际资本在次贷危机发生后纷纷涌入商品期贷市场而推动了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使中国产生了严重的输入型通胀。
结果：进出口同时下滑、沿海大批企业破产和数千万打工者失业。
解决：
增加投资，刺激内需：新增4 万亿元投资带动内需增长，其大部分用于民生项目，其中涉农投资超过三分之一，带动了数以千万计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减轻了城市就业和治安压力。
出口退税，刺激出口：连续发出调高相关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弱化国际市场需求下降对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体系的冲击。
小结：
这两次输入型危机，政府都是以大规模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来扩大投资、拉动内需，以维持经济增速不显著跌落。大量的惠农投入，客观上使“三农”领域吸纳了国民经济中的部分过剩资本和产能，也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农村消费需求的增加，使之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
对于“三农”的大量支农投入，带动了生产力三要素中的资金和劳动力大规模回流农村，促进了了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
4、八次危机与“三农”发展
对历年八次危机的总结与分析，可以清楚的认识到，农民权益、农村稳定和农业安全的“三农问题”是与整个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相伴生的基本问题。在我国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和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扩张阶段，三农承载了城市资本危机的代价。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不同，我国在应对经济危机时不能向外扩张和掠夺，在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下，对内向农村转嫁成为应对危机的第一选择。城市出现了问题，向乡土社会转嫁，中国特有的“三农”问题由此而生。因此，关注和解决“三农”问题，不是哪一个人的责任，这是整个中国共同的责任。
同时，分析化解八次危机的系列举措，能够进一步意识到，农村在乡土社会中所形成的村社理性具有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风险的先天性优势。这使得农村既可以在高增长时期向城市输送廉价劳动力，又能在危机阶段吸纳劳动力回流。因此，在未来一定时间内，仍要加大对农村的投入与建设，弥补以往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对农村造成的损伤，尽可能的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只有城乡的均衡发展，才能使农村保持稳定，才能充分发挥其“劳动力池”和“第二资本池”的调节功能，才能在发生经济危机时向农村转嫁风险，保证经济在城市“软着陆”。
后疫情时代
1、危机降临
全球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面临新一轮危机。2020年初，新冠肺炎爆发，并快速蔓延形成全球大流行。截7月15日，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达13258016例，累计死亡病例576752例，波及到200多个国家，超60个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疫情使全球面临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迄今已有100多个国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紧急贷款，新一轮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或已进入倒计时。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我国各省区市相继启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交通管制、停工停产、封城封村，一系列防疫措施先后颁布，全国上下工作重心转向防疫防控。中国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遏制住疫情扩散蔓延势头，现在疫情控制稳定，开始迎来胜利的曙光，开启了中国的后疫情时代！
后疫情时代我国的经济情形并不容乐观。受疫情影响，国际地缘政治日益紧张，中美脱钩愈演愈烈，全球产业链供应循环受损，国际市场需求大幅下降，我国高度依附全球产业链和全球金融资本的出口经济受到严重打击，生产过剩愈发突出。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均出现大幅下滑，就业压力显著加大，维持社会稳定成为当前工作重点，新一轮的危机正在发生。
2、危机之下的乡村
步入后疫情时代，乡村在悄然之间发生着转变，笔者对乡村有了更进一步的思考和认识。
土地之于农民，不能按照经济学将其简单理解为一种基本的生产要素或一种财产，危机之下，土地更多的是一种社会保障。小农经济为城市发展与建设提供了稳定的廉价劳动力，但现阶段城市并不能有效保障2.9亿农民工获得稳定就业和收入，尤其是在危机当下，政府对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有限，农民的抗风险能力大幅下降，家中的老宅和一亩三分的耕地是他们最后的生存保障。贺雪峰教授在“面向十四五——疫情后的乡村治理和发展”研讨会中提出：在未来15年，中国乡村振兴的重点就应该是保底的、基础的，我们不是要建设一个比城市更加美好的农村，而是要建设一个过得去的、能够保持农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可以为绝大多数农民提供退路和保底的农村。然而，零散的耕地难以承载机械化规模化作业，使得较多的劳动力投入农业生产而不能获得相应回报；长期闲置的农宅，占据了一定的乡村建设投入而使用有限，造成财政的浪费。如何在兜底保稳和集约有效之间寻求平衡是乡村空间规划面临的现实问题。
生产单一低效的农村，除了在危机中满足农民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保障之外，并不能满足其进一步追求美好生活的物质需求。在疫情防控期间，农村利用其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有效解决了基本生活物资的持续供给问题，起到了极为明显的“疫情缓冲带”与“社会安全阀”的关键性作用。然而以种养为主，单一低效的农业生产方式无法承载返乡劳动力通过留乡就业来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即使城镇就业形势严峻，众多返乡劳动力依旧选择离开农村进城务工。如何摆脱农村产业单一、经济效益低下、青壮劳动力外流的发展困境是农村发展的重中之重。
疫情防控强化了乡村治理能效，但缺乏长效机制延续形成的有效治理局面。基层干部、新乡贤、普通村民等多方人员被充分调动起来，形成了“村自为战”的疫情防控模式，有效阻断了疫情蔓延。其中返乡的新乡贤们自发捐款、联系渠道购买物资，参与防疫检查，有些更进一步的参与到乡村管理和建设等事务中，谋划着乡村的进一步发展。这些新乡贤的见识和学识以及他们所具备的各种资源都是一般村民所没有的，他们的献言献策、资源贡献以及治理方法都对农村未来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然而，这些新乡贤或是常年外出务工，难以进入村庄治理体系；亦或按照户籍制度不再是本村村民，不具有参与村庄治理的资格。如何调整现有乡村治理体系，形成多元参与的自治模式是激发乡村活力、改变乡村发展困境的突破点。
后疫情时代的乡村振兴
农村作为城乡发展的蓄水池与弹簧，在此番应对危机的过程当中不应被忽视。温铁军教授提出中国政府于2005提出的“新农村建设”国家战略以连续多年数万亿的投资吸纳数千万农民“非农”就业，助力了2009 年经济危机的“软着陆”，实现了城乡双赢。此次危机国内外大环境与09年危机存在相似之处，同样的出口下降、产能过剩、内需疲软，同样以解决三农问题为出发点且皆先于危机就开始实行的乡村振兴战略。因此，后疫情时代的乡村振兴将被赋予更多的涵义，乡村振兴在解决三农问题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同时也将成为化解当下危机的重要契机。要继续加大乡村振兴的支农投入，发挥好农村“劳动力池”和县域经济“第二资产池”的调节作用，以“三农”建设与发展吸纳国民经济中部分过剩的资本和产能，化解部分劳动力就业问题，以惠农投入拉动农村消费需求，促进经济良性循环，减缓危机压力。
1、耕者有其田
引导村民通过自由联合的方式对村庄零散耕地进行整合，统一种植。手有余粮，心中不慌，土地耕种的意义在此疫情期间愈发凸显，让很多抛弃耕地进城务工的农民意识到了土地的重要性。在完成土地确权之后，通过政策扶持鼓励引导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或农业合作社对耕地、劳动力等资源进行量化入股，变零散耕地分散种植为集体合作统一种植，以此提高农业规模化经营和集约化经营水平。既保证了危机之下农民最低生活保障，也解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农民多途径获得收益应对危机提供可能。当危机严峻时，可由集体讨论调整种植方式，灵活应对危机变化。要限定土地流转时长和面积，警惕权力和资本对耕地的规模化流转，过分的土地兼并会使农民丧失对土地的话语权，甚至会在下一次危机爆发时出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恶果。
2、乡村百业
把握市场机遇，健全产业体系，构建乡村百业社会。民以食为天，新冠病毒将食品安全再次推向公众面前，如何才能吃的更安全、更健康成为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优质的农副产品将成为人们的生活所需。贴近土地、回归自然，疫情让人们意识到生态和环保的重要性，低密度生态化的田园生活成为不少人向往的伊甸园。把握住后疫情时代人们对绿色食品、休闲康养、乡土体验等方面的消费需求，提高农产品质量，延伸产业链条，拓宽产品种类。通过丰富的乡村业态吸引资本和劳动力回流，既促进了乡村经济发展，提高了农民收益，也缓解了城市就业问题，减轻了危机压力。
提高生产质量：我国粮食产量已连续7年超过6亿吨，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是500亿公斤，接近全国粮食总产量十分之一，粮食供给大于需求，以量取胜的传统种养方式难以为继。在保证危机之下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上，优化农业政策，改变传统依赖化肥农药、激素饲料的粗放型种养方式，引导农业生产向有品质的、特色的、品牌的绿色生产方向转变。同时，抓住此次疫情后民众对食品安全关注度激增的机遇，引导大众进行粮食绿色消费，从终端消费促进绿色产业体系的快速成形。
延长产业链条：当前被拉长的农业产业链条多由资本控制，农村仅提供了原材料的供给，农民只获得了全链条中极少部分的利益。后疫情时代，要利用好对于基础建设的财政投入，尽快补齐乡村物流、仓储等产业配套设施建设。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将农副产品加工、包装、物流、零售等全产业链条向乡村倾斜，让产业发展红利回归农民。
拓宽产品种类：疫情初期长时间的居家隔离让更多的都市人意识到乡村生活的生态与健康，开始向往广阔的自然与美丽的田野。对此，要及时转变以往单一卖产品、卖景点的思路，利用好乡村山水林田湖草等的资源性资产，把握都市人的精神需求，进行乡村生活方式的售卖。利用好网络平台，呈现出乡村自然生态的生活方式，输出温良恭俭让的乡土文化，传递天人合一的生活哲学，进而创造更高层次的消费市场。根据乡村自身资源优势和区位条件选择文旅、康养、医疗、亲子、研学等产品进行差异化发展。以拓宽的参与体验式产品带动种养产品销售，以绿色生态的种养方式支撑参与体验式产品发展，形成乡村产业的良性互动。
3、乡村善治
培育引导乡村自治组织发展，构建多元共治的乡村治理体系，形成常态化治理机制。基层政府要加大对乡村自治组织的培育扶持力度，规范性引导“新乡贤”“乡村能人”“致富带头人”等优秀的个人组织形成乡贤理事会、志愿者协会、老年协会等自治组织，整体提升乡村的治理能效。利用好乡村当前因疫情防控形成的协同治理局面，尽快构建起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多元治理体系。同时，基层政府要做好监督管理工作，当村内干群关系关系紧张时，及时引入第三方（第一书记、驻村规划师等）协调化解矛盾，推动乡村自治组织健康发展。
总结
乡村的繁盛与善治，是社会稳定的定海神针，是大国博弈的稳定器。疫情全球肆虐，始终面临国内外风险与挑战的特殊时期，乡村的健康有序发展更是成为稳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压舱石”。后疫情时代于乡村而言，是危机更是契机，乡村的规划与发展要及时把握市场机遇，拉动劳动力和资金向乡村回流，以有效的治理推动乡村社会经济发展，最终实现乡村的振兴。
作者：杨润芝，来源：北斗城乡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