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1月12日，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主办的“规划尤里卡”第一期“城市·文化·空间”在线上举行。本文为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伦敦大学学院城市创新与政策荣誉教授格里格·卡拉克（Greg Clark）所作的题为“城市的DNA”的报告。
在过去5年里，我一直在思考文化在城市中的作用，并出版了三份分别名为“文化”、“价值”和“场所”的报告，这促成了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一个新的项目，叫做“城市的DNA”。今天，我将要讨论如何去 “破译城市的身份”。城市就像生物一样，有着自己的基因密码，文化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简而言之，我感兴趣的不在于我们如何能够比较城市，或是那些衡量层面与指标，而是赋予每座城市独特性的各种因素。 是文化使城市变得独特。如果我们能理解并利用每个城市的独特性，我认为这对城市的设计、规划、建设都将大有裨益。这将有利于市民们参与到那些能使他们活跃起来、增加社会资本并增进健康与福祉的活动之中。这种理解文化的方式可以为城市创造强烈的个体认同感，并能提高城市的影响力和软实力。这种理解城市的方式还能让我们更仔细地思考城市发展的韧性、可持续性和灵活性，以及它们应对变化并做出改变的能力。
说到“破译城市的身份”，我希望把它放在所谓“城市的世纪”的背景下。有数据显示，1980年，全球65亿人口中约有40%居住在城市，而预计到2080年，全球85亿人口中将有80%居住在城市。在100年的时间里，城市人口的比例翻了一番，而数量加了两倍。在本世纪，城市将逐渐成为主要的人类聚居形式。
许多研究表明，城市有助于减少贫困、提高社会的流动性；城市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它们使工人、企业和资本更具生产力；从人均投入的角度来看，城市的环境效益更高；城市可以增加贸易和连通性，锚定交易的廊道；城市能够支撑更多的人口和住区，并提供相应的服务。由此可见，城市对我们有诸多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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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知道，城市化有好有坏。如果我们不能明智而谨慎地投资于良好的城市规划、高效的土地利用，并提供适当的基础设施以及人们所需要的制度和服务，城市的运行便很可能超过负荷。如果人口的增长超过了城市的承载力，城市化将立刻出现不良反应。相反地，如果我们能够继续提升城市的承载力，城市化便能够实现人们的期许。
当前，随着新冠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肆虐，城市化所带来的部分不利影响正逐步凸显。在一些城市中，人与人、人与场所之间高频率的互动，增加了疫情传播的风险，并导致城市地区的疫情变得更为严重。因此，在过去的6个月中，全世界对城市的态度产生了变化。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人们开始认为，与其说城市是伟大的发明，不如说城市是产生问题的危险的地方。基于这些原因，人们急需重新认识城市的意义。
两个月前，我在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的每月专栏中提到了一次有趣的经历。在某个月的一天，我打电话给纽约的同事们，询问他们的情况。我发现他们都不在纽约，而是住在城外偏僻的地方。由于觉得不安全，他们离开了纽约，去了海滩、湖边或者山上。同一天，我打电话给上海的同事和朋友们，却发现他们都在办公室里。他们回到了城市，努力工作以确保城市的安全。在这一天，我深切地认识到，可以有不同的方法来应对新冠疫情。 某些情况下，我们应该为了安全而离开城市；在其他情况下，我们应该为了生活而让城市变得安全。我认为在未来十年里，这种分歧将在全世界范围内更加明显。
在过去的30年里，我到访了300个城市。 某一天，当我自己思考着，为什么要用30年的时间走访300个城市的时候，我迎来了“尤里卡”时刻。一部分原因在于，“城市的世纪”是充满魅力的，我非常渴望了解它的含义以及运作方式。另一部分原因在于，我对那些用于描述或衡量城市的指标不再充满兴趣，例如连通性、土地利用、竞争力、宜居性、生活质量等。我开始慢慢审视这300个城市，将它们视为独立的个体。它们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特点，以及自己的组织方式。由于这些独特之处，与城市相遇的过程开始变得迷人，就像遇见更多的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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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20年里，我花了很多时间来研究城市的可比性。在伦敦，我的团队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大数据研究，这使我们可以在城市的硬实力方面进行评价：包括一个城市相对于另一个城市的优势，以及城市在组织上的独特方式。但我越来越意识到，这种比较研究的实用性是有限的。我们还需要去了解城市的独特维度，进而了解赋予每个城市独特品质的因素。因此， 掌握每个城市的DNA至关重要。它能帮助我们理解如何推动城市发展，如何去理解它未来的可能性，如何围绕城市去讨论需要规划、设计和建造什么，当然，还有不应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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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DNA到底是什么？如果每个城市都是一个生命体，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DNA，那么DNA的“链”是什么？在这里， 我将讨论12类不同的要素，并将它们分成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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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组要素是城市的“禀赋”。这些特征是城市自身无法改变的，例如城市所在的特定位置、地区，城市所拥有的某种气候等。 第二组是“遗传”的因素，包括城市的历史沿革；过往的发展周期中遗留的特征；甚至可能是沉寂了一段时期之后再次被唤醒的特质。这是一种广义上的遗传，包含形态、大小、关系等许多方面。 第三组是城市“获取”的一系列特质。这些特质作为新成分、新资产或者新的驱动力影响着城市，但是它们原本来自于城市之外。
城市DNA的理念是，如果我们了解这12类要素的特别之处，就能理解到，它们如何通过组合使城市变得独特。同时也能明白，一个城市如何在多个发展周期中积累DNA。城市会与其DNA产生共鸣，并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保持一致。城市可以用最佳的方式利用自己的DNA，也可以选择忽略它们。同时，城市也可能会经历类似于“表观遗传学”的过程：例如出现一些“疤痕”或者“伤口”，并在恢复及再生的过程中实现自我进化。
我们可以将城市规划、城市政策和城市更新看作一个医疗体系。一方面，它有可能变得更为科学，另一方面，可以更多地关注单个城市的“生物化学反应”。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两种“治疗方法”可以帮助城市：一种“治疗方法”以城市的可比性为基础，属于“药物疗法”，以“诊断医学”为基础，将各个城市的症状看作是相同的现象。另一种思路是，针对每个城市独一无二的特性，采取定制化的“治疗方法”。这类似于干细胞疗法，是一种针对每个城市特性的再生疗法，而不是简单地把城市中发生的问题看作普遍症状。
我将展开讨论几个城市。以上海为例，城市DNA所关注的重点并非数据，例如上海的城市规模和它的产业结构，而是类似于“上海和太平洋之间的关系”这样的问题。我更关注上海的发展与长江、长三角之间的关系，以及陆海关系。由此提出这样的问题：在7000年前，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大量的人口迁入上海？在许多个世纪里，为什么上海能成为变化之地、改革之地、重塑之地？上海经历了怎样的历史，使其能够成为一个高度全球化的世界性城市？上海如何理解并利用自己的历史DNA，将自身定位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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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将目光转向悉尼。我思考的重点不在于悉尼过去250年的历史。在此期间，作为大英帝国殖民地的一部分，悉尼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城市。然而，如果回溯5万年前的历史，在悉尼的所在地，已经有土著的定居点甚至“城市”。这个地区十分富饶、气候宜人、河流丰沛。这支撑起了人群在户外的生存和集聚，由此催生出了重要的仪式和庆祝场所。如果你有兴趣了解的话，悉尼仍旧保留了那个时期的人类学影响，并至今散发着强大的生命力，影响着悉尼的塑造方式。但是，如果我们不了解这种人类学影响，就无法理解能量在特定位置的流动，以及为什么某些特定位置十分重要。
让我们把视线转移到新加坡，这个城市有时被称为亚洲中部的“小红点”。在成为大英帝国的城市之前，新加坡已经依靠其地理位置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贸易集散地，这使得早期的新加坡吸引了多样化的人口。新加坡作为一个交流频繁、注重东西方合作的重要港口城市，有着700余年的历史。1965年，当新加坡脱离大英帝国，并摆脱与吉隆坡和马来西亚的关系后，这座城市开始重塑自己，通过50年建立起一个新的多民族、多种族的国际化国家。
作为一个岛屿城市，由于缺乏土地，新加坡能获得的资源十分有限。因此，新加坡尝试将各类资源整合起来。同时，腹地的缺乏成为倒逼新加坡开拓创新的驱动力，使其在世界范围内开展贸易。其中的关键在于，新加坡将资源的创新利用——尤其是水资源——与公共服务的创新结合起来，从而真正提高了住房、教育、医疗和其他方面的服务质量。同时，新加坡放眼世界，积极寻求经济上的机会，并在规则、文化和商业环境上采用了很高的标准，从而成为了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地区。由此可见，如果我们要对上海、悉尼和新加坡等城市建立正确的认知，需要通过城市DNA来描述它们。这些城市的历史、地理、甚至“生物化学”反应，在某种意义上都深深地植根于它们的历史和文化之中，这也是它们得以成功的秘诀。而当人们简单地进行比较研究时，这些秘密不一定是直接可见的。
举例来说，当我们提到迪拜时，会强调它的房地产、高水平的零售消费和豪华旅游业。事实上，迪拜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的城市，曾经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世界珍珠产业的中心之一。几百年来，迪拜周围的水域一直被用于珍珠采集。到了20世纪20年代，当人工珍珠养殖首次在日本诞生以后，作为全球领先的珍珠生产中心，迪拜的地位受到冲击和破坏。迪拜由此开启了重塑之旅，并经历了三、四轮变迁。在这个过程中，它从一个盛产珍珠的渔村转变为一个港口城市，然后发展为一个机场城市，并在连接东西方交流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上一个发展周期中，它演变成为重要的商业中心、金融中心和旅游中心。如今，迪拜依然在进行着要素的整合，以期在未来成为伟大的重塑之城。因此，只有了解每个城市的具体情况，即明白其DNA的引导作用，我们才能更全面、深刻地了解这些城市在未来将如何发展。
回到开头，我将快速阐释城市DNA的每个要素。 首先是地形、地质、地理等要素，即城市所在地的自然条件。通常，这些要素对于土地、水和风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尤其对于那些拥有航海史的城市来说，风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城市的发展方式。以伦敦和格拉斯哥为例，风把船只从伦敦带到了欧洲大陆，也从格拉斯哥带到了旧美洲，为这些城市创造了特殊的机会，使它们能够交易特定种类的商品和服务，并建立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伙伴关系。
城市DNA的第二类要素，与位置相关，尤其是与临近地区的关系。例如，这座城市离什么地方近？和相邻地区间的关系如何？我们以纽约和费城的关系为例。纽约是一个伟大的贸易中心，而费城则是一个为其居民提供了生活便利的城市。纽约在贸易的发展方式上善于创新，而费城在提供服务方面极富创造力：第一所医院，第一所学校，第一个社会住房，第一个消防队，许多为居民服务的公共设施都是在费城发明的。因此，当纽约成为20世纪的企业家中心时，费城则成了良心之城。这两个城市相距很近，但发展的方式不同，并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互补。
城市DNA的第三类要素，包括了城市的气候、生态及承载能力，以及城市利用自身的自然资源满足其人口需求的能力。新加坡是典型的例子，在那里，处理好城市与水的关系是关键。同样的，水对于维也纳也十分重要。依托于多瑙河，维也纳创造了一个令人赞叹的生态环境，由此供养了大量的人口。在奥匈帝国鼎盛时期，许多人都住在这座城市里。
城市DNA的第四类要素，我们可以称之为它的历史、它曾经历过的冲击和激励。第四类要素帮助我们了解一个城市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的。是什么真正塑造了这座城市，而城市面对变革的机遇做出了怎样的反应？以伊斯坦布尔为例，这个城市在历史上有三个名字：拜占庭、君士坦丁堡和伊斯坦布尔。它们各自的背后都是一个伟大的帝国，这些帝国都对这座城市的兴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一直是一座兼容了欧洲和亚洲风貌的城市，而帝国变迁的历史改变了这座城市的特征，并不断赋予其新的特质。
第五类要素包括基础设施、土地利用和连通性。无论我们是谈论古代丝绸之路,以及它如何在21世纪被重新用以创建贸易体系，还是谈论由罗马帝国或古希腊所建造的基础设施，我们都要明白，历史遗迹和古代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发展的方向及可能的演化路径。它们创造了一种长久的连接模式，并决定了土地的使用方式。
第六类要素为建筑、设计和本土性。以巴塞罗那为例，在人们的印象中，它是一个地中海港口城市。巴塞罗那与法兰克王国的历史渊源使它发展出了横跨地中海的贸易，并与欧洲北部和西部建立了联系。查理曼大帝曾指出，巴塞罗那是最像南部城市的欧洲北部城市，也是最像北部城市的欧洲南部城市。
第三组要素，即所谓“获得性”的DNA，包含了五类要素。首先要考虑的是 人和文化，尤其要关注移民在城市中所起的作用。他们建立起符合自身价值观、性格和一系列关系的新社会，并由此推动了多民族融合的世界级城市的形成。我们还可以探讨 制度和治理，以及它们如何塑造了城市，并决定了一座城市能够或不能如何发展。同时， 城市的组织机构需要不断提升效率，积极应对挑战，从而避免陷入僵化。
我们也可以考虑， 每个城市中都有什么发明或者发现。当我们谈到一个城市时，往往会讨论这里诞生的最伟大的发明是什么。比如，在格拉斯哥，最伟大的发明是电视。而在费城，我们可以说美国就是最伟大的发明，因为《独立宣言》是在那里发表的。我们也可以说，在维也纳，最伟大的发明是现代欧洲人确立的规则体系。而在上海，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些城市都有非常重要的发明或创新。我们也知道，在每个城市中都有具有代表性的社会行为、系统模式和生活方式，这与人们思考的角度、态度和共识密切相关。例如，在伦敦，有一种思潮，叫做“自己生活，也让别人生活”。这种观点对城市的隐私性提出了诉求，其中包含着“宽容”的理念，即人有权利成为他们想成为的样子。
这12类DNA特征让我们以另一种方式来理解城市，并且提供了更丰富的视角。我认为， 有五种方式可以让城市DNA理念发挥作用。
首先，它可以帮助我们建立强烈的自我认同、亲密性和自豪感，即帮助我们创造归属感；
第二，它使我们真正看到了城市的潜在能力和承载力，并以一种创造性的、有目的性的方式理解它的局限性；
第三，它能帮助我们预测城市将如何应对冲击、变故或意想不到的变化，换言之，当意外发生时，这个城市拥有何等韧性和灵活性；
第四，在对城市的起源和历史有更详细的了解的基础上，如何针对城市不同的未来进行的讨论；
第五，如何不断地创造和重塑城市的社会契约，并使我们能够达成新的共识，由此对城市发展即将进入的新的周期、新的篇章产生新的理解。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对我们的城市带来了巨大冲击，很多事情正在发生深远的改变，例如贸易和供应问题，大量增加的技术运用，对健康保障的不足和不平等的批判，对保护地球、人类健康以及可持续发展的优先级的反思等。这些改变了公民、地区以及国家之间的政治互动，同时也使人们更加关注社会凝聚力、社会资本和社会团结性。我认为这将对人口和就业、城市和地区的塑造、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等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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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事物将没落，而另一些则将兴起。我们认识到，各个城市从危机中复苏的速度要滞后于国家整体的恢复速度。因此，在帮助城市应对疫情时，会遇到一些关键性的挑战。特别是与建成环境、土地利用相关的活动会有明显增加的迹象。而另一些活动呈现出下降趋势，还有一些活动的发展趋势则尚不明朗。
目前 ，我认为 疫情的重要影响之一是，它加速了土地利用向新的形态演化。当然，这些变化已经在中国发生了。在中国，城市正朝着多中心化、区域化、集群化和网络化的方向发展。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 疫情不会逆转本世纪的城市化进程，而是催生出更多的城市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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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它一定程度上赋予了人们关于城市运作方式的新思路。这并不是指人们要离开实体城市并走向虚拟城市，而是指我们将迎来新的混合型城市。城市居民和城市之间的关系可能发生改变，人们会对居住地点、工作及消费方式、以及何时、如何出行做出新的选择。与之前相比，城市边界的渗透性会变得更强，地理范围比之前更大。同时在土地利用、基础设施和其他方面都有更多的选择。正如之前所说， 疫情带来的不是城市化的逆转，而是要求城市以更灵活的方式进行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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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由于新冠疫情的传播，城市的声誉在某种意义上受到了冲击。一些国际媒体指责城市加剧了疫情的蔓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重申城市的重要性。城市在文明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为人类的健康和幸福生活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借助城市来应对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全球性问题，以创造全球性的繁荣。我们需要6000多个城市共同的努力才能成功，我们也需要全世界再次钟情于城市。我认为，需要以更为有效的方式告诉人们，城市究竟是什么。 而城市DNA的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需要城市，以及城市如何为我们所有人服务。
城市不仅仅是结构和系统，或者是一成不变的、在建成的环境中运行的实体。城市还为我们提供了机会去思考、去感受、去触摸、去品味、去体验它们的独特之处。城市具有可被体验的特质，让我们能够拥有不同的梦想。城市让我们思考如何将自己从约束、秩序、规则和系统中解放出来。通过城市的DNA，我们可以尝试找到自己的精神DNA，让我们成为自己理想中的人。城市拥有自由的一面，让人们有可能在一个庞大的群体中寻找个体的意义，去挖掘人们的自我、存在和意义。
最后，我想用温斯顿·丘吉尔曾经说过的话来做个总结： “我们塑造了我们的城市，然后我们的城市塑造了我们” 。
*本文根据作者在“规划尤里卡”的发言速记整理，未经作者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