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视角，文章在分析公园城市理念的思想渊源基础上，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4 种需求入手，认知公园城市的价值；同时，通过分析公园城市规划建设的三大转变背景，提出公园城市规划的六大引导路径：分层级构建全域生态网络体系、分类型引导城市公园系统要素、量质齐升促进公园布局优化、特色化的公园城市风貌塑造、差异化策略引导老城与新区、人本化的公园管理模式创新，以期为公园城市规划建设实践工作提供启示。
1 思想溯源：基于人类文明发展的三大历史阶段
1.1 农耕文明时期我国传统哲学智慧的思维启迪
作为现代城市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公共空间类型，公园诞生的历史并不长。“公园”一词在我国虽然是舶来品，但是公园城市的理念却是我国首创。人类文明的建立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以及人们对待自然环境的态度。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视角看，公园城市理念具有渊远的思想来源，早在农耕文明时期，无论是《易经》关于“天人合一”宇宙观的经典诠释，《道德经》关于“道法自然”生命规律的认知，还是《庄子》关于“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的人与自然平等观的阐释，都与当下公园城市理念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发展观不谋而合。虽然我国古代先哲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经典思想表达仅停留在哲学思辨层面，并未形成系统的城市发展规划理论，但是却为公园城市理念在当代社会的实践与推广提供了哲学层面的思维启迪。
1.2 工业文明时期现代主义城市发展的理想模型
1898年，着眼于工业革命之后英、美等国工业城市发展所衍生出的一系列城市病，英国社会活动家埃比尼泽·霍华德从城市规划的角度系统构建了“花园城市”理论(又称“田园城市”理论)。作为工业文明时期现代主义城市的理想模型，“花园城市”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建设城乡融合的理想城市。从理论价值看，“花园城市”理论直面工业文明时期城市存在的客观问题，是一种极具先驱性的规划思想，但同时也存在历史局限性：其关注焦点仅仅局限在城乡聚落空间范畴，而忽视了自然生态环境与城乡聚落环境之间的融合关系。在“花园城市”理论的影响下，进入20世纪之后，英国伦敦、澳大利亚堪培拉和新加坡等地相继进行了“花园城市”的建设实践工作。例如，新加坡于1967年宣布花园城市政策，目标是确保以公园绿地空间构成一个连续的整体系统，其主动运用“花园城市”理论，建设“城在园中”的优良人居环境，从而协调城市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是霍华德“花园城市”理论系统而全面的最佳实践者。
1.3生态文明时期重新定义城市价值的新型范式
吴志强先生认为，公园城市是生态文明的城市版、城市发展的绿色版、美好生活的现实版。从思想溯源看，如果说园林是农业城市的产物，公园是工业城市的产物，那么公园城市理念的提出则是在吸收景观都市主义、生态都市主义、城市生态与韧性和城市人本主义等世界城市发展新理念的思想精髓后，在呼应生态文明建设总体要求的基础上重新定义城市价值的一种城市发展新理念。公园城市理念不仅是对工业文明城市发展理念的革新，更是对我国古代先哲们“天人合一”自然生态思想在当代社会的传承与发扬。同时，公园城市理念强调城市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生活导向逻辑，是生态文明建设语境下引领城市转型发展及促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型范式。
2 价值认知：基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4种需求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现今城市社会、经济等全方位转型发展的立足点。公园城市不能机械地理解为“公园+城市”，对其价值的认知须基于理解如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这一时代命题(图1)。
图1 基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公园城市价值认知分析图
2.1 普惠大众的美学价值需求
公园城市理念满足了普惠大众的美学价值需求。我国在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城市粗放发展模式衍生出的“千城一面”现象愈演愈烈，耗散的是城市空间形态的美学价值。在传统社会的中国，皇家园林与私家园林的存在代表了少数贵族阶层的空间游憩体验与个体审美需求。在现代社会的中国，随着经济及人民生活水平的发展与提高，社会结构与消费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迈入中等收入社会的当下，逐步壮大的中产阶级群体正引领着我国社会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全面转变。社会对城市空间美学价值的渴望已经由小众贵族阶层和专业人士的欣赏专利逐渐转变为一种普惠大众的集体消费需求。公园城市的预设主体是人民，人民生活在城市中的幸福感与获得感是衡量一个城市优秀与否的核心标准，而高质量的生活环境与城市空间审美意境也已成为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公园城市理念的提出恰好应对了我国社会基本矛盾和新时代城市发展目标与内涵的重新定义。公园城市理念不仅契合了中等收入社会背景下以中产阶级为主导群体的普惠大众的美学价值精神需求，更是呼应未来城市社会发展目标的高级形态。
2.2 美好人居的文化价值需求
公园城市具有满足美好人居的文化价值需求，其核心内涵在于实现自然山水本底环境、城市功能空间与人群活动需求之间的和谐耦合，最终目的在于形成极具地域特色的美好人居文化体系。例如，濒太湖而建的苏州，依西湖而兴的杭州，其“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千古美誉蕴含的是在城市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基础上所构建的美好人居文化价值体系的胜利。无论是古代的山水田园诗、传统园林，还是现代的园林城市与生态园林城市等理念，我国历来都有追求诗画意境空间美学及构建美好人居文化价值体系的理想。公园是承载地域文化特色的核心媒介，通过多元文化主题公园空间的建设，彰显城市文化魅力，这是充分激发城市发展动力的关键前提。以公园定义城市，以公园城市定义城市价值，意味着文化性是公园城市的灵魂。公园城市是以精神理想的文化追求为内涵依托的城市高级发展阶段，跨越了我国城市初级功能阶段，推动城市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2.3绿色生态的经济价值需求
公园城市具有满足绿色生态的经济价值需求。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在于通过供给侧改革，培育城市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公园城市中的“公”代表公共属性，“园”则代表生态环境，这意味着城市的发展应以生态文明引领经济绿色化发展作为逻辑起点，通过建立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绿色生态经济体系，重塑产业经济地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公园城市绝不是物质空间层面的公园建设工程，而是通过自然与拟自然生态环境的构建，在向全社会提供高质量生态产品的同时，充分发挥城市的生态价值，从而助推城市经济绿色化发展。互联网新经济兴起并繁荣于江南文化的代表城市杭州的成功也绝非偶然，城市经济的繁荣发展依赖于优良的人居环境，公园城市是促进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提升城市经济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2.4 现代治理的社会价值需求
公园城市具有满足现代治理的社会价值需求。公园城市建设不是简单的绿化空间建设工程，其结果不应仅仅是公园数量与绿化空间面积的增加。如果说公园城市是引领未来城市发展的一种新范式，那么这种“范式突破”最终的落脚点应体现为公园城市引领的城市治理模式的现代化。一方面，在公园城市的建设实践过程中应着力营造政府、市场和市民等多方主体参与的共建共享新型社区发展共同体，特别是要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思想，让人民充分享受到公园城市建设带来的红利；另一方面，公园城市的规划建设应体现多元价值集合的基本特征，契合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顶层设计需要，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和社区等多维度的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提升。
3 规划路径：三大转变与六大引导路径
3.1 厘清公园城市规划建设的三大转变背景
3.1.1动能转变：生态动力与技术创新驱动发展的阶段特征
城市发展的动力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是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进入生态文明的最大特征。党中央提出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要以新旧发展动能转换为基本前提。如果说工业文明时期的城市是以高耗能、高污染的制造业作为发展动能，那么生态文明时期整个城市的发展则以生态为动力加上技术的创新，二者联合起来推动城市的发展，其中生态动力是最明显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实际上就是对生态动力作为新时代城市发展新动力的最佳诠释。公园城市规划必须立足生态动力作为城市转型发展新动能的这一前提条件，突出公园城市的生态绿色本底，通过构建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的现代经济体系，强调绿色公共空间与城市功能区的高效融合，从而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3.1.2战略转变：全尺度视角的国土空间优化布局战略要求
工业文明时期的城市总体存在两大弊端：一是城乡分割，二是城市与自然的隔断。虽然霍华德的“花园城市”理论强调城乡一体融合的空间场景营造，但城市与自然分割的状态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种城市与自然分割状态带来的后果是自然在城市蔓延的过程中不断遭受损毁。“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提出，高屋建瓴地表达了生态文明观，这是我国城市文明发展观的一次战略性转变。公园城市作为城市转型发展的新范式，是一个集合多维空间要素的复杂系统，其规划不能局限在城市尺度，不能机械地等同于城市绿地系统布局规划，而应立足于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以全尺度视角、全要素整合的国土空间总体布局优化为切入点，合理统筹生态、生活、生产三大空间，构建全域生态网络体系与多维城市公园系统，从而实现高效益经济、高品位文化、高颜值环境和高水平治理的美好人居理想。
3.1.3逻辑转变：从工业逻辑回归人本逻辑的发展思路创新
早在春秋时期，管仲在《管子·霸言》篇中便有了“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的精辟论述。从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到“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均体现了为人民谋福祉的中华文明人本观在当代中国的传承与发扬。公园城市强调城市的发展思路要从“产—城—人”向“人—城—产”转变，位序的变化体现的是城市发展逻辑的根本性改变。城市产业的发展依赖于人才的集聚，人才的集聚偏好于拥有高品质人居环境的城市，而城市高品质人居环境的营造则需以高质量的生态产品为底色。公园城市理念正是坚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强调“城在园中”、生活和生产物质空间系统与自然生态空间系统的有机融合，依托优越的人居环境与公共服务，为创新精神的培育提供肥沃的土壤，进而吸引人才集聚及促进经济产业的繁荣发展。
3.2 探索公园城市规划建设的六大引导路径
3.2.1分层级构建全域生态网络体系
在全尺度视角、全域全要素的国土空间优化布局战略背景下，对公园城市中的“公园”不能再狭义地理解为城市绿地，而是要将其定义为以全域自然环境与拟自然环境为载体，具有公共普惠性质的生态产品，也就是说作为生态产品的“公园”，其类型应是多层次、多尺度的。公园城市并不是某个城市的单一实践活动，而是基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战略考量，因此公园城市规划应从国家、区域和城市等多个地理尺度上分层级构建全域生态网络体系，统筹优化国土空间总体布局。
(1) 在国土宏观尺度上，主要指远离城市实体地域的广域生态空间。公园城市规划在国土宏观尺度上，要以建设“美丽中国”为愿景，从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系统性的角度入手，突出生态国土的大地风景美学价值，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统筹、优化布局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与各类自然公园。以向人民提供高等级、高质量的生态产品为宗旨，创新全民共享的机制。
(2) 在区域中观尺度上，主要指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乡域地区。公园城市规划在区域中观尺度上，应突出“城乡一体融合”的空间优化布局观，一方面自觉将城市融入第一自然系统，主动将邻近城市的山、水、林、田等生态绿色空间引入城市内部空间，奠定大美的城乡自然生态本底格局；另一方面以半自然的农业生产空间为依托，以美丽乡村及广泛分布于城市周边的郊野公园为抓手，通过田园综合体、都市农业示范园和农业博览园等新型载体的建设，引导城市居民的休闲、游憩、消费体验向以田园风光为主的乡域地区下沉与延伸，在城市居民就近领略田园风光、体验田园生活及满足回忆乡愁精神需求的同时，振兴乡村地区。
(3) 在城市微观尺度上，主要指城市内部空间，这也是与居民生活紧密相连的日常空间。公园城市规划在城市微观尺度上，以构建城市公园系统为手段，通过公园与建筑、街区及城市各类功能区的有机融合，构建半自然的人工生态系统，打造“城在园中”的优良人居环境。
3.2.2分类型引导城市公园系统要素
公园城市规划应注重分类型引导城市公园系统要素。
(1) 构建城市线性绿荫网络。城市线性绿荫网络是指连接城市与区域、城市功能区之间及公园之间的“绿色流束”，也是城市公园系统的基本骨架，主要包括绿道与林荫路。例如，成都提出至2035年建成全长16930km的绿道系统，旨在通过线性绿荫网络，融合生态保育、慢行休闲、文体娱乐、游憩体验和应急避难等多种功能；又如江浙地区编制了《环太湖风景路规划》，通过环太湖绿道网络串联各类自然保护地、风景区及古镇水乡等魅力空间，支撑市民享受高质量的环湖休闲游憩体验。在城市内部，以道路为依托，通过合理的断面设计与改造，规划建设城市林荫路，这是市民日常使用频次最高的主要慢行通道，可满足遮阴通风、吸尘降噪、吸霾吸热、人机分离和交通组织等功能需要。
(2) 以公园化城市功能区开发模式(Park-Oriented Development，简称为“POD”)合理布局公园化城市功能区(图2)。探索以公园为导向的公园化城市功能区开发模式，如纽约的曼哈顿片区围绕中央公园，集约布局商业娱乐、商务办公、行政办公和文化休闲等复合功能(图3)；苏州的环金鸡湖地区围绕环金鸡湖滨水公园，合理布局CBD、文化博览中心、科教文卫中心和生活居住等多元功能(图4)。笔者提出的POD模式，旨在强调将公园作为城市功能区布局的先导因素，进而通过公园与城市各类功能区的有机融合，实现公园价值溢出的最大化。
图2 POD 模式示意图
图3 POD 导向的公园化城市功能区开发分析图(纽约中央公园地区)
图 4 POD 导向的公园化城市功能区开发分析图(苏州环金鸡湖地区)
(3) 强调公园与街区的融合。具体到街区层面，公园城市规划理念应突出公园与街区的混合开发，如日本难波公园是一个公园与购物中心、办公楼、酒店公寓混合开发的公园式商业街区；我国浙江省的衢州体育公园通过覆土式建筑设计手法将体育场馆群与公园绿地有机融合在一体(图5)。近年来，公园式街区商业综合体与体育公园的兴起，充分说明公园与街区混合开发理念已逐渐深入人心。
图5 公园与街区融合开发案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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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强调公园与建筑的融合。公园城市规划理念的贯彻不仅要强调公园与区域空间及街区功能用地的融合，还要渗透到建筑当中。一方面，城市中的部分公共建筑，特别是会议中心、美术馆和歌剧院等大型公共建筑的选址，可与公园用地共置，将功能性文化休闲与游憩消费需求合二为一；另一方面，在有条件地区应考虑通过绿色建筑的推广，突出公园与建筑单体的融合，如新加坡通过赋予建筑立体绿化、空中绿化等具体做法，不仅美化了环境，还使得市民即便是居家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其绿色休闲的需求。
3.2.3量质齐升促进公园布局优化
在城市化进入后半程以后，我国大部分城市已进入以存量空间提升为主的城市空间发展阶段，“量少质低”的公园建设现状是大部分城市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以城市双修为具体手段，通过生态修复与城市修补工作，多途径地增加公园数量及扩容公园规模，优化城市绿地布局结构形态，特别是按照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布局理念，提高公园就近服务居民的空间覆盖率，是公园城市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公园的规模扩容并不是公园城市追求的核心目标，以自然系统为基础的生态空间对城市发展动力作用的大小取决于它的形态、规模和结构，故最优化的城市功能空间规模配比是空间效率最大化的基本保障。因此，公园布局要做到规模得当、布局合理、尺度适宜，同时更要注重公园品质的提升。公园是一个集休闲、游憩、科普和交往等多种空间体验、消费需求于一体的公共空间场所，一方面要提高公园的规划设计水准，注重场景营造；另一方面要提升公园的综合功能，特别是除了一般的休闲体验功能之外，还要充分考虑防灾避险、环境调节和安全防护等特殊功能要求。
3.2.4特色化的公园城市风貌塑造
城市风貌特色问题实际上是城市文化现象问题，而城市的特色与魅力往往体现在富有文化内涵的公共空间上。在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的背景下，公园城市是扭转城市“千城一面”现实困境的最优解，公园城市规划需以保护传承、创新发展城市历史文化为导向，通过塑造特色化的公园城市风貌，破除人们对城市是“钢筋混凝土丛林”的刻板印象。公园城市应是具有高品位文化特色、高颜值形态风貌的城市。在公园城市规划中，坚持“公园+ 文化”原则，树立公园城市作为推进城市文化复兴重要载体的发展理念，将公园作为表达文化内涵、开展文化活动的核心场所予以考虑，促进城市文化在空间上的显性化表达；充分树立文化自信，创新演绎中国传统园林设计手法，以公园城市建设为目标，以彰显文化特色为导向，以城市设计为具体手段，打造一幅山、水、城、林、田、园等多空间要素相得益彰且极具中国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3.2.5差异化的老城与新区规划引导策略
公园城市规划要充分认识到老城与新区的差异性，分别对老城与新区提出因地制宜的规划引导策略。对于以存量空间为主的老城，要通过城市修补的途径，尽可能地实施拆旧补绿、开放透绿、见缝插绿等具体策略以增加绿量及优化绿地布局。首先，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贯彻“开放式街区”理念，鼓励封闭式单位大院打开围墙，让单位大院的内置绿地转变为居民共享的公共空间；其次，通过拆除违法建筑、利用零散的小微地块与消极空间等进行补绿、插绿；最后，通过提升街道空间品质，营造安全舒适、尺度宜人的街道环境。对于新区而言，要注重对公园绿地空间的系统性构建，结合15分钟社区生活圈，以“300米见绿、500米见园”为原则，优化公园绿地空间布局；以POD为理念，强调公园与城市功能区、街区及建筑等各个层次间的有机融合；协调好功能地块开发强度与公园规模尺度之间的空间效率关系。
3.2.6人本化的公园管理模式创新
如果说公园城市是推进我国城市转型发展的新范式，其终极目标在于实现城市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那么对于公园本身的管理运营，应从人本化的角度创新公园管理模式。在技术手段上，应充分利用互联网先进科技手段，实现服务便民的智慧管理；在公园管理上，积极创新公园管理模式，如南通市紫琅湖公园的物业式管理模式、武汉市的市民园长管理模式及厦门市的社区共同缔造模式等，旨在激发市民参与公园管理的热情和智慧，增强绿色公共服务的适应性、灵活性和综合效能，让市民在享受公园所提供的休闲、游憩、健康和交往等功能的基础上，逐渐培养爱绿、护绿的生活习惯，真正做到人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共存。
4 结语
公园城市是城市发展的高级形态、新发展理念的城市表达、城市文明的继承创新、人民美好生活的价值归依。施行公园城市规划，不应局限于城市空间形态的美化，而应全面贯彻公园城市理念，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引领下，以人民为中心，推动城市发展方式、市民生活方式及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从全尺度、全要素的国土空间资源角度，通过“三生”空间优化布局、山水空间格局重塑、生态网络体系重构、城市公园系统构建、城市风貌特色塑造及公园管理模式创新等回答好新时代背景下“美丽中国”人居环境和谐构建的时代命题。
作者：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长三角分公司规划二所所长 林凯旋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长三角分公司 倪佳佳
苏州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讲师 周敏
来源：《规划师》2020年15期《公园城市的思想溯源、价值认知与规划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