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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间规划到土地利用变化——差异、现状、挑战和未来方向

土地人编制审批 2020-11-13 11:47:39 2667阅读

1、引言

空间规划以未来演绎现在,土地利用变化则从现实推算未来,二者研究范式的差异导致了两个困境:一是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中,空间规划影响机制研究的困难;二是对空间规划实施效果的质疑。

 

2、空间规划驱动力

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中,空间规划驱动力的研究多以案例分析为主,分析方法集中在定性分析、回归模型和计算机模型。


2.1 定性分析

定性分析如同讲述一个历史故事,关注与空间规划有关的历史事件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定性分析常被视为定量分析的备用选择。但是,定性研究以土地利用变化和历史资料为基础,通过推理演绎,其结果比定量方法的结果更具有历史“深度”;对于空间规划如何影响土地利用变化也能够有着更为详实的解释。问题在于定性分析不仅需要充分的历史资料,更需要对不同数据,如历史地图、遥感影像、二手资料、历史事件等进行整合。


2.2 回归模型

回归模型将规划变量与社会、经济、人口等变量纳入模型,并根据变量系数得到空间规划对土地利用变化影响的定量结果。在模型中,空间规划变量常被简化为二元变量,如“1”代表地块位于规划的允许建设用地内,“0”代表地块位于规划的允许建设用地外。回归模型是基于土地利用方式的时空格局的经验方法,根据回归结果,可以得到直观的影响系数和可靠的显著性系数。在回归模型的基础上,需要对空间规划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机理过程进行进一步的解释,而这些机理解释往往不是回归模型的关注点。


2.3 计算机模型

目前,计算机模型对空间规划变量的兼容性仍然较差,用来表征规划的工具变量相当粗糙。根据已有文献,本文归纳了将空间规划变量嵌入计算机模型的思路:将空间规划的空间安排(如生态保护区、允许建设区)、数值指标(如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基本农田面积)、定性发展战略(如“依托主城,轴线发展”)融入元胞状态的转换规则中,从而进行土地利用变化的模拟(图1)。

▲ 空间规划嵌入CA模型的主要途径


3、规划实施效果 

从空间规划到土地利用变化是一个动态的、非线性过程。随着公共政策属性越来越明确,空间规划的实施效果已经成为规划领域亟需回答的问题。虽然空间规划领域已经发展出不同的指标体系和方法用于评估规划实施效果,但是,对于影响空间规划实施效果的因素的研究仍停留在定性讨论,缺乏可靠的实证分析。根据空间规划评估的文献,本文将影响空间规划实施效果的因素分为规划质量、区域治理、外部因素等三类。这三类因素使得空间规划实施过程充满不确定性。一方面,对于空间规划而言,这些不确定性就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人们制定空间规划的前提,同时也成为公众质疑规划专业性和权威性的根源。另一方面,空间规划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受到这些不确定性的影响。理解空间规划驱动力时,土地利用变化研究需要考虑到这些不确定性。

 

4、 挑战和未来方向


4.1 规划意图的空间化和定量化

规划意图指空间规划中涉及的土地利用变化的目标和方式,具体来说,就是何时何地发展或者限制何种土地利用方式。

(1)挑战:当试图理解土地利用变化的规划意图,并将其纳入土地利用变化模型中时,规划意图的空间精确性和冲突成为了巨大的挑战。首先,规划意图的空间精确性关系到空间政策能否有效实施;其次,规划意图的冲突是规划意图的空间化和定量化的第二个挑战。当一个地块被赋予多项冲突的规划意图时,空间规划影响土地利用变化就成了伪命题。

(2)未来方向:空间规划意图的空间化和定量化可以借鉴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中的情景分析。空间规划是对未来的情景规划。这种情景与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中的模拟情景相似。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为了反映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通过设置不同的情景条件,模拟未来土地利用变化的若干路径,以期为决策提供参考。


4.2 空间规划实施过程的不确定性

规划实施过程是一个涉及不同利益主体,深受地方政治文化背景影响的复杂过程,其中规划质量、地方政府的能力与决心、开发商的意向、公众参与度、国家战略调整、国际形势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

(1)挑战:空间规划的实施效果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从而造成了空间规划公信力的不足,另外,不确定性造成了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中空间规划驱动力研究的困难。片面地把规划成果作为一种变量输入到土地利用变化模型中,忽视了规划实施过程固有的不确定性,便不足以充分解释空间规划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机制。

(2)未来方向:在未来的空间规划评估和土地利用变化模型中,主体(agent)可以作为探索规划实施过程中不确定性的关键枢纽。在实际的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中,主体在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的影响下,做出相应的决策与行为,这些决策与行为又与其他主体的决策与行为相互作用,并最终塑造了土地利用格局。同时,主体也会影响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如地方政府在规划编制过程中的角色。


作者:

何志超,马丁路德·哈勒维腾贝格大学博士研究生。

赵春红,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副教授。

李国煜,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郭青海,浙江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特聘教授,本文通信作者。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31872688);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7YFC0505803);浙江理工大学科研启动基金(19052404-Y);中国留学基金委“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

原文刊载于《城市规划》杂志2020年第10期P09-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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