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城址选择，和水总是保持着合乎分寸的距离。既要靠近水源，也要避免水患。如《管子》言，“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这样一来，城市拥有了水利的便捷，但是受洪水虐袭的危险也始终存在，排洪压力成为一朝一代定城安坐始终承受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祖先与水打交道的原始记载中，大禹治水的故事就包含着对先人治水精神的想象，而这种想象也不断激励着后代。的确，洪水冲袭起百姓的恐惧，治水也连接着君王的政绩。在漫长的“抗洪”历史中，人类的态度也从早期的“择水丘而居”的消极避退进变为“平天下之大患”的主动作为。
在司马迁的笔下，长江下游“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因司马迁的判断时期远早于中国古代经济中心的南移，而之后随着北方战争的频发，气候因素以及劳动力的大量南迁，经济中心南移的过程历经几百年，才在南宋时期终于完成，后来的“苏湖熟，天下足”的康实盛景实非太史公所能预料。而经济生产水平的提升，使得南宋时期长江下游地区也从早先的“无积聚而多贫”之地成为沃野千里的富庶宝地，而彼时，江南地区四通八达的密布河网，除了能够有效地阻截北方的攻击以及发展河道运输外，也给当时的南渡政府应对洪涝危机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南宋时期长江下游地区
据《宋史》的《五行志》《河渠志》所载，老百姓的生活不时受到水患的困扰，而重视农业生产、商业发展的宋朝也积极投入到治水工程的建设。“大抵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在冀朝鼎对宋朝勤力于农业灌溉事业的感叹中，引用了一项官员政绩的数据可以参考，即在1174这一年，这名官员在其管辖地完成了24451项水利工程，可灌溉其管辖的43个县的44242顷土地。可见，宋朝对于水利事业的重视。除此，宋朝强调以德立国，当洪水漫袭，宋朝统治者也会进行祈晴仪式，关注和反思自己的行为，使群臣直言，收集、制定治水政策以及进行洪灾之后的赈济。
宋代城市的防洪设计体现出古人的治水智慧，可以说是宋人改“势”的匠心思考。如果说吴越国的开创者钱镠“因命强弩数百以射潮头”，朝向潮头下令射出强弩是为了显示统治者抗击洪水的雄心伟力，那么这在历史当中算是少数个例。大多数统治者，面对洪水的态度，还是相当谦卑。古代修筑的防御工事和排洪设施，与今天生产力水平极大提升的条件下修造的现代化防洪大坝不同，其核心思想大抵是尽其所能，因势利导，改洪水之“势”，虽然史书的记载中多修辞为“杀”其水势，但实质上通常只能开堤泄水，以邻为壑，选择付出部分的牺牲，保全重要城池的利益。这在当时有限的生产水平下，实则无奈之举，但是，古代的能工巧匠们依然发挥智慧思考，独辟蹊径，巧妙利用手头材料，赋形防洪工事，以改洪水迅猛势头，以将洪涝风险降到最低。
△福寿沟示意图
在宋代得到重视和重新修缮的水利设施到今天也有很大的影响。每到暴雨洪涝季节，当很多城市陷入排水问题后，赣州古城福寿沟因其保存千年之久而至今仍发挥作用便会挤进大众的讨论视野。福寿沟大抵在北宋时期重修完善，也就是当时的下水工程，其依据地势，分区布局，状似福寿二字，因而得名。和现代“直来直去”、方便施工而修建的下水工程不同，福寿沟开始的布局就是顺应地势，蜿蜒而下，方便排水。因此，今天人们感叹福寿沟仍然能够发生作用，其实是忽视了它们本身就是顺地势而建，与随着城市开发新建的地段相比，有着先天的排水优势；而较之现代标准的规整尺寸，福寿沟以并不逼仄狭窄的大排量下水通道迎接水势，有利于排除洪涝。而且和当时城市修建排水设施思路相似的是，福寿沟也和主城区的蓄水池塘连接起来，以应对暴雨“时”势，这样便能有效缓解洪暴来临时的外泄压力。
位于太湖地区的苏州古城建筑设计也是将城内的基础设施相互连接起来，建立起勾连互通的排水网络。随着经济中心的南移，南宋造船业、商业的繁荣，江南地区水上交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苏州城内密布交错的河道也起到了排洪调蓄的作用，还有，与当下伴随城市发展出现的路面硬化相比，千百年前充满古典韵味的“石板街”就将排水通道铺设其下，起到了既不影响行人出行，又能有效收蓄雨水的效果；同时宋朝为服务农业生产，统计农田被淹面积，采用水则碑，观察水位，建立了水位观测制度，具有预警洪涝的作用；而其护城河的设计也和很多古城一样，也会因为水流的湍急与平缓，调整城墙相应位置的弧度，以降低水流对城墙的冲击。如靠海建城的台州城的城墙处理，就在洪水冲刷严重的部位，如墙角和城墙下部，设置弧形城角和增大收分角度降低洪水冲击。同时历朝历代基于军事需求，重要都城都格外重视加固城墙，在北宋时期，开封城就得到多次修筑，在完善军事防御的同时，也加强了城墙的抗洪能力。
△水则碑
宋代也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管理制度保障治水工程。由于重视城市建设和农业生产，河道疏浚成为宋代政府的职责所在，南宋政府就将临安城内河渠的治理养护与对官员的考核挂钩起来，对于当时沿河居民“多将粪土、瓦砾抛扬河内”以致淤塞的现象，制定了相关的法规，采取了严厉的管控，对肆意抛扔粪土瓦砾者，甚至进行仗刑。“辄将粪土瓦砾等抛入新开运河者，仗八十。”以及多次募集人员对西湖进行疏浚，这些举措督促官员重视水利，不仅保护了水资源，也有效地保证了当时城内河道的通畅；而在利用潮汛上，南宋加强对堰闸的监管，防止放水时的污泥灌入，专门设立“监官”，管理闸门的开闭与维修；针对钱塘江潮水对河岸堤坝的冲刷破坏，北宋仍然采取钱镠“竹笼石塘”的治江之法，同时成立专门的修塘机构，招募捍江兵，负责采石和补塘事宜。不过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钱塘江人民一直承受着江海之害，难以找到根治的措施，即使如此，宋代对于水患的治理依然跟进，依靠机构的规范，治水人员的补充，明确职能，严格奖惩，用力于人治，终减水患。
除此之外，宋代的抗洪建筑与当时依旧盛行的佛教思想也有一定的联系。即使当时一批士大夫已经自发地反对弥漫的佛教思想，但是佛教许诺的神通灵力似乎对宋朝人民有着相当大的诱惑，在皇室的默许和百姓的接受下，成为当时重要的宗教景观。以上文的钱塘江潮来说，宋朝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试图防御大潮对于百姓生产生活的破坏，后来还下旨重修开宝三年（970）智觉禅师所建之塔，也就是后来的六和塔。因为从佛教的观念来看，其可以“镇江潮”，这项建塔工程在南宋时期完成，“至本年隆兴元年春，五层搞成。是岁年晚，则七级就绪。”相关的记录给予了它热情的肯定。“浪犹暴怒，已不复向来之害。”大概古人，也长于心理安慰。值得说道的是，六合塔中的灯光，成为了当时夜航海上的指南明灯，“海航无迷津之忧”，也算是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切实的好处。
△六和塔
每一座城市的水利建设都是由所在时期的社会发展水平决定，过去的暗渠小沟与今日的防洪大坝很难相提并论。回看过去的防洪建设，我们依然会赞叹它们本身融荟着的匠心智慧和人力作为，作为一朝政府积极作为的明证，今人能够感受过去的古人良心和制度设计。这些建筑在其诞生的时代中，当然有着独特的光彩和贡献，但是如果陷入薄今厚古的思维，也抹去了过去水利治理存在的弊病，无法在对历史的打捞中寻鉴到有益的反思。在今天，它们其实更多成为城市的历史景观的一部分。而我们仍然难以摆脱水患危机，回望过去，以古思今，不失为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因此，唯有传承好古代智慧，保护古代遗存下来的防洪建筑，以古照今，积极作为，才能为当下的城市发展接续光彩。
作者：杭州城研中心
来源：城市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