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城镇化和城市规模对疫情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其既有利于流行病传播和提高感染的风险，也会由于医疗卫生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完善而提升治愈的几率，使城市居民比乡村居民更健康，大城市比小城市更安全。居家生活模式会带来许多问题，包括婚姻危机、心理和精神问题，以及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和学习，这间接论证了面对面的交往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疫情过后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城镇化和城市发展将会回归到疫情前的轨迹和模式。
居家办公、网络授课、线上销售等成为本次疫情肆虐时期的“新常态”。值得学者们研究的问题是，疫情带来的、基于网络的城市生活方式相对长久地持续，是否将根本性地改变城市居民活动方式和习惯？疫情过后城市面对面交往和接触的需求是否会弱化？未来的生活是否是以居家场所为主，住宅是否会成为人类活动的综合体，具有居住、工作、学习、娱乐和消费等多功能？疫情过后城镇化和城市发展的内在机理和机制是否发生改变，进而促使城镇化和城市发展的规律和模式发生变化？本文基于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传统解释城市规模与城市效率的理论是城市集聚效应，最近十几年来发展的企业选择理论，从消费者和市场竞争的角度解释城市规模与城市效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例如克姆布什等（Combes，et al）[1] 从理论上论证了大城市的劳动生产率更高。此外，劳动力选择理论（Labor Sorting）从城市规模与劳动技能的关系解释大城市高工资的现象。
现有研究发现，城市规模越大，其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也越大。首先，大城市中更多种类的差异商品可以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其次，城市规模过小难以支撑需要规模经济的娱乐活动，例如职业运动队、音乐厅和博物馆等。第三，城市规模越大，零售点可能会更加专门化，这些都会促进消费。
2.3 面对面交往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仍具不可替代性
城市效益最终来自于降低货物、人员和思想/想法（ideas）的运输成本。随着技术的发展，货运成本的重要性在下降，而人员移动和思想传输的成本显得越加重要。信息和通信技术使亲身接触的价值更加容易地体现出来，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而不是成为面对面交往的替代品。在企业中，互动的需求是日益增长的，面对面的互动还远谈不上被信息和通信技术所取代。
图1显示了城市规模与美国50岁以上人群流感死亡率之间的关系，农村地区的流感死亡率要比大城市和郊区高得多[2]。这反映出，规模越大的城市的居民感染大流行性传染病的几率越大，但是由于城市规模与城市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正相关，大城市中居民得到及时治愈的概率也高；相反，在农村，居民感染率低，但是一旦感染上，死亡的概率就很大。显然，非城镇化并不能减少流行病的危害，城镇化往往会增加传染病的风险，但也会大大增加大多数主要致命疾病的救治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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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美国城市规模与流感死亡率
资料来源：COMBES P P，DURANTON G，GOBILLON L．The Productivity Advantages of Large Cities：Distinguishing Agglomeration from Firm Selection[J]．Econometrica，2012(6)：2543-2594.
影响疫情严重性的因子有国家的人口、密度和疫情应对措施等。然而，对34个国家的疫情分析表明（表1），疫情传染及其死亡率与国家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密度的相关性都非常小，疫情的严重程度主要取决于政府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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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34个国家新冠疫情一览
注：(1)本表统计了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大于20万的部分国家以及其他重要国家，疫情数据统计截至北京时间2020年11月20日7:52。(2)疫情数据来源于https://www.worldometers.info/coronavirus/?utm_campaign=homeAdvegas1?；国家总人口、人口密度数据来源于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数据，截至2020年7月1日；人均GDP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许多人认为面临疫情的传染风险，由于人口数量和密度大、流动性强，城市比农村更危险[4]。但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病毒感染会随着人口规模和密度的增加而增加，但其他因素对于疫情的防控更重要，拥有良好公共卫生服务能力的城市的感染率和死亡率低于乡村。美国疫情的传播也证实了这一观点[5]。
一些文献认为传染风险随密度的增加而增加，但区域、城市和社区层面详细的研究并不支持这一观点，密度与传染风险不相关[6]。美国的研究发现，许多城市郊区的感染率高于附近的中心城市；而对纽约的研究表明，纽约五个区的感染率相近，社区密度与新冠感染率之间呈负相关[7]（图2）。新冠疫情在国内城市中的传播以及部分国内学者的研究结果同样表现出类似的规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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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纽约社区密度与新冠感染率
资料来源：WINKELMAN S．Mobilizing Against COVID-19 (by Staying Put)，Green Resilience[EB/OL]．2020-04-12[2020-11-12]．https:www.greenresilience.com/covid-climate-transport.
研究发现，新冠疫情导致了美国离婚率显著上升[9]。从担心本人的健康到担心亲人的健康，再到面临日益严重的财务不确定性，所有经典的婚姻压力都被新冠疫情放大，导致离婚率显著增长。
新冠疫情带来很多心理和精神问题。精神健康的挑战与新冠疫情大流行有关，与该疾病及其引起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以及缓解活动有关，包括保持距离和居家隔离政策的影响。在高疫情流行地区，社会孤立、焦虑、对传染的恐惧、不确定性、长期压力和经济困难可能导致易感人群，包括既往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和居住在其中的人的抑郁、焦虑和其他精神疾病的发展或加剧。
社会自由活动的限制对青少年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是非常显著的。一项调查发现，社会隔离期间，17%的青少年有焦虑和抑郁问题，1/3的人认为他们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受到影响，这些数据都明显高于非疫情期间的均值[10]。一项研究评估了疫情隔离对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儿童与青少年的情感影响，有85.7%的父母报告在隔离期间孩子的情绪和行为发生了变化。
一项针对美国大学的学生问卷调查发现，82%的学生认为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完成课程，71%的学生认为课程变得更富有挑战，56%的学生认为不能集中注意力来完成课程要求。网络授课对中小学生的影响更大，年龄越小的学生越不容易集中精力完成线上课程。此外，网络授课还会使儿童产生社会孤立和孤独，它们对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是非常负面的[11]。
从疫情传播和危害来看，城镇化与城市发展对疫情的影响是复杂的。城市人口规模和密度增加了人与人交往的几率和强度，进而增加了传染的可能性。但同时，由于城镇化和城市规模与医疗健康发展的关联，城镇化和城市发展增加了治愈的概率。面对面交往对城市发展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是对城市人与人面对面交往的补充，而不是替代。疫情期间居家模式的负面影响间接地佐证了信息和通信技术是不可能取代面对面交往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为居家模式（将生活、工作、学习、娱乐一体化）提供了技术支持，但是需要通过人与人的接触来促进心理、精神等方面的健康发展。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疫情过后中国的城市发展将回归到疫情前的轨迹。过去的中国城市体系结构和城市发展存在巨大的省际差别，这种差别将继续延续下去，同时要实施区域差别化的城镇化发展战略。
参考文献：
[1] COMBES P P，DURANTON G，GOBILLON L．The Productivity Advantages of Large Cities：Distinguishing Agglomeration from Firm Selection[J]．Econometrica，2012(6)：2543-2594.
[2] KEATING D，KARKLIS Y．Rural Areas May Be the Most Vulnerable during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N/OL]．Washington Post，2020-03-19[2020-11-12]. https://wapo.st/346UX7r.
[3] LITMAN T．Pandemic-Resilient Community Planning: Practical Ways to Help Communities Prepare for，Respond to，and Recover from Pandemics and Other Economic，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Shocks[R]．Victoria Transport Policy Institute，2020: 12-13.
[4] DAWID I．Density in the Pandemic Era[EB/OL]．2020-03-18[2020-11-12]．https://www.planetizen.com/news/2020/03/108778-density-pandemic-era.
[5] LI R，RICHMOND P，ROEHNER B M．Effect of Population Density on Epidemics[J]．Physica A Statistical Mechanics & Its Applications，2018，510：713-724.
[6] DOBKIN J，DIAZ C．Coronavirus Statistics：Tracking the Epidemic in New York，the Gothamist[EB/OL]．2020-03-12 [2020-10-12]．https://bit.ly/34uSeoO.
[7] WINKELMAN S．Mobilizing Against COVID-19 (by Staying Put)，Green Resilience[EB/OL]．2020-04-12[2020-11-12]．https:www.greenresilience.com/covid-climate-transport.
[8] 曾悦，张佳．基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小区防疫响应的社区韧性建设规划思考——以成都市小区防疫响应为例[J]．西部人居环境学刊，2020，35(3)：23-28.
[9] BROWNWELL T．Divorce Rates and COVID-19[EB/OL]．2020-10-16[2020-11-16]．https://www.natlawreview.com/article/divorce-rates-and-covid-19.
[10] Youth and COVID-19：Impacts on Jobs，Education，Rights and Mental Well-Being[EB/OL]．2020-08-11[2020-11-12]．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53026.pdf.
[11] LOADES M E，CHATBURN E， HIGSON-SWEENEY N，et al．Rapid Systematic Review：The Impact of Social Isolation and Loneliness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the Context of COVID-19[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2020，59(11)：1218-1239.
